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脱贫人口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9万元，实际增长9.7%，连续12年跑赢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魏后凯从推进跨村联合发展，破解村庄经济发展分化，加快偏远地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对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提出建议。

　　魏后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未来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方法是“减人增收”。“减人”即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为规模化经营提供可能，“增收”即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

　　目前我国村庄经济发展分化现象相对严重，魏后凯建议，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基础上，还要加大对跨村联合发展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破解村庄的分化问题，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多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持续稳定增收

　　《21世纪》：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今年“三农”工作的底线任务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脱贫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大，产业基础薄弱，从“输血”到“造血”，如何实现脱贫人口持续增收，脱贫地区自我发展？

　　魏后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脱贫人口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呈现向好态势。但相当一部分脱贫地区缺乏产业支撑，尚未形成自我发展机制，不具备内生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促进脱贫地区自我发展和内生发展是乡村振兴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就目前来看，我认为要解决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问题，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稳定并扩大就业，促进创新创业，增加脱贫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并不断提高来自本地农业农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为脱贫人口收入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深化改革，打通脱贫地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财富的渠道，增加脱贫人口的财产性收入，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增收潜力。

　　第三，稳定对脱贫地区的支持政策，“扶上马再送一程”，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稳定增长。

　　《21世纪》：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2年跑赢城镇居民，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然较大，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哪些压力？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更好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魏后凯：在强农富农政策支持下，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今后一段时间内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还将继续扩大，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伴随着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受收入基数、人口结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基数越高，保持高增速的难度越大；部分进城稳定就业的农民常住城镇后，其收入将被纳入城镇居民收入，叠加城镇机器代替工人现象日渐显著，城镇就业压力变大，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政府将继续加大“三农”投入，但转移性收入比重存在天花板，大幅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难度较大；农村财产性收入增速较快但占比过小，目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渠道较狭窄，仍受体制制度因素制约。

　　未来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方法是“减人增收”，“减人”即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为规模化经营提供可能，这是解决农民增收和其他“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增收”即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多渠道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并不断提高来自本地农业农村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提高经营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稳定转移性收入等。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给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加大对主产区支持力度，让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主产区抓粮有内在动力，您如何看待这两方面的关系？

　　魏后凯：支持农民就业创业与向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贴并不矛盾，均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2020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23.6%，高于我国耕地等资源需求，也远高于发达国家3%以下的农业就业比重。现在大部分农民皆为兼业状态，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外出务工。再次发放农资补贴，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积极性；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拓展农民务工增收渠道，有利于增加其工资性收入。

　　《21世纪》：社会资本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乡村居住分散、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产业链条短、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薄弱等社会现实下，应该如何更好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下乡，实现社会资本与农民农村共赢？

　　魏后凯：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筛选好项目。仅靠政府支持无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产业要实现更好发展，需要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选好项目把蛋糕做大。

　　第二，构建产业链。纵向来看，乡村产业要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构建从生产、加工到销售、餐桌的产业链；横向来看，农业要与乡村旅游、文化、休闲、康养、电商等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和一体化，以及产业横向融合和一体化，引导社会资本下乡走产业链式发展和集群化的道路。

　　第三，做好利益分配。社会资本下乡追求效益的同时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农业农村。参与乡村产业链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农民等，要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共建共享格局。

　　第四，做好制度安排。在产业链中农民地位相对弱势，要通过相应制度安排，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同时也要保护社会资本的合法利益，形成长效共赢机制。

　　《21世纪》：您调研发现目前我国村庄间分化现象相对严重，建议跨村联合发展，跨村联合发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目前跨村联合发展进展如何？

　　魏后凯：村庄的分化主要是村庄经济发展的分化，居民收入是其中一个核心指标，除了收入分化，村庄之间村集体的集体资产规模和收益、产业发展水平等的差距也很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发展多以家庭和村庄为边界，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中“分”得很充分。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过去长期形成的村庄各自为战的单村发展模式日益面临资源、资金、人才、市场、经营能力等多重制约，迫切需要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统”的层级，推进跨村联合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已整体具备由低水平集体化向高水平集体化转换的条件，亦即具备加快推进跨村联合发展的基本条件。

　　跨村联合发展有多种形式，要根据不同村庄的具体条件选择不同的联村发展模式，如乡镇级统筹、跨村统筹、项目统筹、“飞地抱团”等，推进跨村联营联建、强村带弱村。

　　目前已有个别地区鼓励和推动跨村联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尚无国家层面的系统政策。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我认为还要加大对跨村联合发展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破解村庄的分化问题，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目前在跨村联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角色分工、利益分配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调查研究和试点探索，相应规章制度和程序也有待制定。

　　补短板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加强水电路气信邮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如何？您认为目前乡村有哪些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魏后凯：整体来看，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不断缩小，农村人居环境有很大改善。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质量、配套和运营管理方面还有待加强。

　　具体来看，目前我国乡村基础设施质量与城市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目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交通方面存在公路等级较低，路面宽度不够等问题；一些乡村基础设施在配套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厕所改造步伐较快，但缺乏下水管网，对污水处理关注度不够；乡村基础设施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缺乏后续管护营运的长效机制。

　　我国要真正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问题也是方向，下一步要着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质量，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三农”工作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后续可能会有哪些支持政策推出？

　　魏后凯：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也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前提。据《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后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将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二是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我认为接下来在这两方面会有具体政策出台。

　　在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西部偏远地区地方特色资源丰富，但产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发展。

　　因而我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对西部偏远地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产业发展为载体，鼓励各市场主体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协同运营机制。

　　（工行网站特约作者：李莎）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